首頁轉自人民日報社中國經濟網記者 孫冰 孫庭陽 | 北京、江蘇、陜西等多地報道
科技是一座高峰，產業也是一座高峰，中間卻只有一座窄窄的獨木橋，橋下則是河流湍急的深深山谷，能從這座高峰跨到那座高峰的人，少之又少。
這就是科技創新從“實驗室”走向“大市場”的真實寫照。
近年來，有一個專業詞匯被頻繁寫入多項中央文件，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關鍵詞，那就是中試。
中試，即“中間階段試驗”，是指把處在試制階段的新產品轉化到生產過程的過渡性試驗，是產品在實驗室研發成功后、正式投入大規模量產前，所進行的較小規模生產試驗和優化過程。其核心目的是解決“可不可產、好不好用”的現實問題，通過在接近真實生產環境下的試產，對技術的重現性、工藝的可行性、質量的穩定性、成本的經濟性等進行全方位驗證。
這意味著，中試是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關鍵環節，緊密連接創新鏈、技術鏈和產業鏈，是暢通技術創新到市場應用的“中間站”。相對于實驗室里的“從0到1”，中試要解決的是“從1到10”，然后再產業化推向市場實現“從10到100”。
據統計，如果科技成果沒有經過中試，產業化成功率大約只有30%，但經過中試的科技成果產業化成功率則可以上升至約80%，能夠極大降低創新的風險和成本。因此，中試過程常常被稱為是跨越創新的“死亡之谷”。
談到這里，你可能已經不難理解，從最高決策層到各地方為什么如此高度重視中試工作，尤其是科技競爭與大國博弈復雜交織的當下。在關鍵技術領域，誰率先突破，誰能搶先賦能經濟發展，直接決定著未來競爭的話語權。
“十四五”時期，我國中試平臺建設取得了豐碩成果。工信部指導地方圍繞產業急需的關鍵領域布局建設2400余個中試平臺，已帶動上海、浙江、重慶等20余個省市出臺50余項中試專項政策。“儲備中試平臺—部重點培育中試平臺—國家級制造業中試平臺”的梯度培育體系正在加快構建。
而“十五五”規劃建議中也提出，要“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轉化應用，布局建設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平臺，加大應用場景建設和開放力度”。這將推動我國的中試平臺建設進入體系化、高水平推進的新階段。
薄弱的“從1到10”，轉化的“任督二脈”
“十五五”規劃建議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戰略部署，明確提出了“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任務。
“創新分為‘從0到1’、‘從1到10’和‘從10到100’三個階段，其中最困難的就是‘從1到10’這個階段，這也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關鍵環節。”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下稱“長三角國創中心”）主任劉慶告訴本刊記者。
“從0到1”發生在實驗室，大學科研機構是主角，論文和專利是成果；“從10到100”則是到大市場中去檢驗，勝者實現價值回報，敗者被淘汰出局。但“從1到10”誰來干？怎么干？如何才能走好從實驗室到產業化的“最后一公里”？這就是中試聚焦的命題。
“從1到10”是世界性難題，也是我國創新鏈條的薄弱環節
“從0到1”的成果豐碩，讓轉化的突破備受期待。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發布的《2025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熱點論文數量世界占比首次過半，達53.2%，世界排名保持第一位；高被引論文數量保持世界第二位，與美國的差距逐漸縮小。
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已成為世界上首個國內有效發明專利數量突破500萬件的國家，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已連續6年位居全球第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我國排名提升至第十位，首次躋身全球前十。
但仍需要清醒看到，我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還存在一些堵點卡點。
中國工程院黨組書記、院長李曉紅撰文指出，我國目前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相對較低，僅在30%左右，而一些發達國家能達到50%—70%。尤其是我國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不足10%，大量創新成果還停留在技術報告、科研論文或實驗室樣品層面，無法有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目前，‘從1到10’階段是我國科技創新鏈條的薄弱環節。如果實驗室‘從0到1’的原始創新與‘從10到100’的產業化規模生產之間銜接不暢，就會形成所謂的‘死亡之谷’。中試環節聚焦‘從1到10’階段，著力破解工程化、工藝化與市場化難題，是跨越科技成果轉化鴻溝不可或缺的支撐橋梁，打通這個關鍵的‘任督二脈’，才能推動科技潛力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研究員汪春雨告訴本刊記者。
“‘從1到10’是個世界性難題。‘死亡之谷’不僅是中國的挑戰，全世界都一樣。這個環節很難，因為前端的高校科研機構不宜做，而后端的中小企業又沒有能力做，這就需要探索出好的模式。”劉慶說。
作為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長三角國創中心就是定位于“從1到10”的科技成果轉化環節，通過創新運行機制，布局建設研發載體，構建多層次應用技術研發中試平臺體系。
截至目前，長三角國創中心已建設研發載體110家，研發人員超1.6萬人，衍生孵化了1800多家科技型企業，服務企業超2.2萬家。
政策布局背后有深意
科技成果轉化是個“老話題”，中試也并非新生事物，為何會在當下被提升至戰略高度？
“中試是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關鍵環節，中試平臺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載體。近年來，中試被頻繁寫入多項中央綱領性文件，這背后蘊含著深遠的戰略考量。”汪春雨說。
汪春雨認為，必須從支撐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提升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和系統推進中試平臺建設。在她看來，將中試環節置于國家戰略布局的關鍵位置，絕非僅是對單一環節的補充加強，而是標志著我國創新政策范式實現了從“點狀突破”到“系統集成”的重要躍升。
“創新并非線性遞進，而是一個需要各環節有機銜接、各類要素高效協同的復雜生態系統。中央通過精準識別并著力補齊中試這一關鍵短板，實質上是運用系統思維對國家創新體系進行的一次戰略性優化與重塑。”汪春雨說。
一直在一線探索的劉慶更是深有感觸。劉慶是我國材料科學領域的頂尖專家，曾任清華大學金屬材料研究所所長，后調任重慶大學副校長，分管產學研合作。這樣的經歷讓他看到很多科研成果只能“養在深閨”的困境，也切身感受到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迫切。
于是，抱著對科技體制改革關鍵命題的求索，2015年，他毅然決然放棄行政職務，投身科技成果轉化一線，在學習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科技成果轉化的新模式。
“我國從過去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已經發展到創新經濟的新階段。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是符合創新經濟時代發展規律的一條重要路線，打造新質生產力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而‘從1到10’的這個階段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關鍵環節。”劉慶如是解讀。
劉慶認為，要解決難題就需要新的解題方案。“長三角國創中心探索的‘項目經理制’‘團隊控股’‘撥投結合’等新模式是我們首創的，并且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被驗證有效。目前已經初步構建了集創新資源、產業需求和研發載體于一體，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產業技術創新體系和生態。”
長三角國創中心成立于2021年，按照“一個團隊、一套機制和一體化管理”的思路，聯合滬蘇浙皖一體化運行，全力加速長三角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跨區域協同。
此外，國創中心也在助力鄭州產研院、沈陽產研院、四川省產業技術研究轉化有限公司建設，為全國科技體制改革和產業創新發展注入了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動能。
在“死亡之谷”上搭座橋
江西萍鄉，既是革命老區，也是歷史悠久的陶瓷名城。過去是造瓷盤瓷碗，后來逐步發展起工業陶瓷，如今已經在化工陶瓷、高壓電瓷等領域形成優勢產業集群。然而，這些絕緣產品價格比較低廉，附加值不高。當地政府和企業都在尋求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進一步轉型升級。
“中試平臺建什么？怎么建？誰來建？是很多地方的困惑之處，不能一窩蜂地追逐熱點，都去搞新能源汽車、機器人，更好的方式是立足本地產業優勢，嫁接新技術，培育差異化競爭力。”國科新材料技術有限公司（下稱“國科新材料”）總經理付興國告訴本刊記者。
于是，在科研機構、當地政府與相關企業的共同努力下，以國科新材料的中試平臺為載體，在半導體領域為陶瓷找到了新舞臺。
“半導體晶圓研磨盤在半導體制造中是非常重要的技術，過去我們只能依賴進口，但現在，在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王士維博士團隊支持下，萍鄉不僅破解了半導體晶圓研磨拋光和LCD制造用大尺寸高純盤/板的關鍵制備這一‘卡脖子’技術，還率先將該項陶瓷注凝技術應用于工業規模化生產，形成了自主知識產權，幫助傳統陶瓷產業實現了再一次的轉型升級。”付興國說。
萍鄉的故事振奮人心，但這背后談何容易。要在“死亡之谷”上搭座橋，需要多方協力，共同破解各種難題。
長三角國創中心展示的柔性定制輥壓件
長三角國創中心展示的呼吸機用傳感芯片
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合力“搭橋”
方向不清、主體不明、路徑不暢，這是過去中試平臺建設的普遍困局。
“承擔‘從1到10’使命的機構應該是什么樣？之前眾說紛紜，也出現了很多‘四不像’的機構：政府？事業單位？科研機構？企業？都有又都不是。”劉慶說。
付興國也說，“從1到10”階段既無法像“從0到1”階段那樣主要是國家投入，也很難像“從10到100”階段那樣，因為產品方向和價值回報已經逐漸清晰，可以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從1到10”這個階段投入大、風險高、周期長，單純靠市場機制是不夠的，需要“政策的手”和“市場的手”合力搭橋，才有可能破局成功。
據付興國介紹，日本和德國都有龐大的產業研究院體系，幫助企業進行產業化研究，即生產出可用的產品。如果是每個企業都需要使用的工程技術、平臺技術等，則由國家資金支持，成功后基本免費提供給企業使用。
2013年12月成立的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下稱“江蘇產研院”）是長三角國創中心的核心共建主體之一。劉慶告訴記者，江蘇產研院在成立之初，借鑒了德國弗朗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等國外創新體系的經驗。
到底要怎么搞？劉慶認為，說難是很難，但如果回歸本質去思考又不難，無外乎三件事：治理體系、人、錢，只要理順這三件事，就能夠找到解法。
劉慶分享了作為“改革試驗田”的經驗：圍繞“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的使命責任，以“四個對接”（即科技同經濟對接、創新成果同產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產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其利益收入對接）為指引，形成有利于產出創新成果、有利于創新成果產業化的新機制。
“不與高校爭學術之名，不與企業爭產品之利，聚焦基礎研究成果的二次開發，并向企業轉移。既能做高校不擅長做的事，又能做企業做不了的事。”劉慶如是總結。
比如，首創“團隊控股”混合所有制模式，讓科學家化身“項目經理”，就是長三角國創中心改革的關鍵一招。通過讓科研團隊充分享有成果所有權、處置權和轉化收益權形成激勵，又通過團隊投資入股、利益深度綁定和風險共擔形成約束，推動科研團隊把論文和專利真正寫在工廠車間里。而最終評判的核心標準則是：有多少企業真的愿意為技術成果買單。
“我們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通過形成新的生產關系，讓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其利益收入對接，讓科研人員創新勞動的生產力得以釋放。”劉慶說。
從某種意義上說，長三角國創中心所發揮的作用不僅僅是一個中試平臺，而是一系列“中試平臺”的平臺。
找到“真需求”，落實科技創新“真主體”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基礎是增加高質量科技供給，關鍵是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途徑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在這三個關鍵環節，科研機構、政府、企業需要形成合力，也需要各展所長，各司其職。
“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找到引領性、原創性技術，但這類技術往往沒有對標，價值難以確定，不容易找到投資。市場資金往往只愿意錦上添花，并不愿雪中送炭，這時候就需要財政資金來解決市場融資失靈。但如果市場資金充分供給，又需要政策資金不與市場爭利。”劉慶表示。
劉慶特別強調，對于“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有些人認為就是財政資金更多投向企業，讓企業承擔更多國家政府項目，這個理解是片面的。
“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更應該體現在科技創新需求是由企業決定的，也就是說，我們科技創新的方向應該是企業的‘真需求’。要讓企業成為創新需求的提出主體、創新資金的投入主體和創新成果的應用主體，而不僅僅是財政資金發放主體。”
那么，財政資金如何找到“真需求”？劉慶認為，真出資就是真需求的“金標準”。基于此，劉慶建議：應將企業出資作為財政支持項目立項的必要條件，通過“自上而下”（圍繞國家戰略征詢企業付費意愿）或“自下而上”（征集企業出資需求）方式形成技術指南，全球“揭榜掛帥”招標尋求合作，由出資企業談判確定最終承擔的機構并提供驗證場景，結題也以企業評價與應用效果為主，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企業創新主體地位。
付興國還強調，近年來，從中央到各地方投資和支持了不少中試基地建設，但中試基地要聚焦當地產業的特色優勢，找到合適的發展方向，最好能形成差異化的成本優勢和服務能力優勢。雖然在前期硬件建設上肯砸錢，但如果后續運營資金配套不足，也會導致中試基地無法生存，因此，運營才是中試基地發揮作用的關鍵。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試平臺負責人也告訴本刊記者：“中試基地建設可以拉動GDP，所以各地方政府會比較有積極性。后續的運營資金配套則需要動用財政資金，這個就比較難了。”
當前，我國中試平臺面臨平臺數量少、開放程度低、建設量級不足、專業服務能力不強、投入機制不健全等痛點。在此背景下，各地正按照“做強一批、激活一批、補齊一批”的推進思路，立足當前產業基礎，著眼長遠戰略需求，推動中試平臺從“有”到“優”、從“散點”到“體系”。
面向未來，汪春雨建議，要從支撐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提升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和系統推進中試平臺建設。要將其打造成為貫通從科學到技術、從技術到產業的關鍵樞紐和戰略支點，使其真正成為催化原始創新、培育新興業態、壯大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策源地，為扎實推進科技強國、制造強國建設，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貢獻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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